译文
我真后悔嫁给商人为妻,偏又命运不好,逢上了负心的郎,临走时,说是到东吴去。三年过后,却从广州寄来了信。
注释
东吴:泛指太湖流域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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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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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再思(1320年前后在世),元代散曲作家。字德可,曾任嘉兴路吏。因喜食甘饴,故号甜斋。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与贯云石为同时代人,今存所作散曲小令约100首。作品与当时自号酸斋的贯云石齐名,称为“酸甜乐府”。后人任讷又将二人散曲合为一编,世称《酸甜乐府》,收有他的小令103首。
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
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
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