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城上春光明媚莺啼燕啭,城下碧波荡漾,波涛拍打着堤岸。绿杨芳草几时才会衰败?我泪眼迷蒙已是愁肠寸断。
人到晚年渐觉美好情怀在衰消,面对鸾镜惊讶昔日年轻容颜已改。想当年曾因多病害怕饮酒,而如今却唯恐酒杯不满。
注释
莺语:黄莺婉转鸣叫好似低语。
拍岸:拍打堤岸。
鸾镜:镜子。古有“鸾睹镜中影则悲”的说法,以后常把照人的镜子称为“鸾镜”。朱颜:这里指年轻的时候。
芳尊:盛满美酒的酒杯,也指美酒。
参考资料:
城上眺望,风光大好,黄莺儿的叫声乱成一片。城下湖面上烟波浩渺,春水烟波浩渺,春水不断地拍打着堤岸。这令人伤怀的青青杨柳如绵绵芳草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没有呢?我眼中充满泪水,愁绪袭来,先就使我肝肠寸断了。
我觉得自己的情怀渐渐像个老人,没有生气了。还吃惊的发现镜子中昔日红润的容颜,在不知不觉中改换了,已变得如此憔悴苍老。往年,我体弱多病,讨厌去碰那美酒金杯,如今杯儿在前,却唯恐酒斟得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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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以极其凄婉的笔触,抒写了作者的垂暮之感和政治失意的感伤。全词上片伤春,下片写人,词中“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意象无不充满绝望后的浓重感伤色彩,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的艺术特色。
此词写得“词极凄婉”,处处流露出一种垂暮之感。
词在上片前两句写景,意思只是说,城头上莺语唧唧,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淼,春水拍岸,是一派春景。作者在这里是借景抒情,而不是因景生情,因此用粗线条勾勒春景,对于后面的遣怀抒情反而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喧宾夺主在毛病。
另外,作者对景物描写这样处理,仍有一番匠心在。首先,这两句是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描绘春景,这就给人以动的感觉。其次,又斟酌字句,使两句中的听觉与视觉形成对比,看的是风光、烟波之类,显得抽象朦胧;听的是莺语、涛声,显得具体真切。这样的描写,正能体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并非着意赏春,而是一片春声在侵扰着他,使他无计避春,从而更触发了满怀愁绪。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钱惟演的这两句正是进入了“经意而不经意”的境界。
下面两句开始抒情,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我则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用芳草来比喻忧愁的词作很多,如“芳草年年与恨长”(冯延巳《南乡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这些句子都比钱惟演的来得深婉,但同时又都没有他来得凄婉。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这两句是由上面两句对春色的描写直接引发的,由景入情,并且突作“变徵之声”,把词推向高潮,中间的过渡是很自然的。
下面的前两句仍是抒情,这比上片更为细腻,“情怀渐觉成衰晚”,并不是虚写,而是有着充实的内容。钱惟演宦海沉浮几十年,能够“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见欧阳修《归田录》),靠的就是刘太后,因此,刘太后的死,对钱惟演确实是致命的一击。一贬汉东,永无出头之日,这对于一生“雅意柄用”的钱惟演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当时的情怀可想而知。“鸾镜朱颜惊暗换”,亦徐干《室思》诗“郁结令人老”之意,承上句而来。人不能自见其面,说是镜里面而始惊,亦颇入情。这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来感叹老之已至,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之情。
最后两句是全词的精粹,收得极有分量,使整首词境界全出。用酒浇愁是一个用滥了的主题,但这是运用得却颇出新意,原因正在于作者捕捉到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形成强烈对照,写得直率。以全篇结构来看,这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使得整首词由景入情,由粗及细,层层推进,最后“点睛”,形成所谓“警策句”,使整首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有人曾经把这两句同宋祁的“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加以比较,认为宋祁的两句更为委婉(见杨慎《诗品》)。这固然有些道理,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两首词所表达的意境是不相同的。宋祁是着意在赏春,尽管也流露出一点“人生易老”的感伤情绪。但整首词的基调还是明快的。而钱惟演则是在因春伤情,整首词所抒发的是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从这点说,两者各得其妙。其实,词写得委婉也好,直露也好,关键在于一个“真”字。“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这是极有见地的议论。
这首遣怀之作,在遣词造句上却未脱尽粉气,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等,颇有几分像“妇人之语”实际上它只是抒写作者的政治失意的感伤而已,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一般特征。
参考资料:
词人晚年情怀,衰颓困苦。钱惟演对仕途有浓厚的兴趣,一生以未能当上宰相而遗憾。他的阿谀奉上,效果适得其反。太后听政时,钱惟演就因与太后攀亲备受舆论攻击,被赶出朝廷,宋仁宗亲政后更是屡受打击。所以词人晚年心气很不顺畅,这首词就是他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创作出来的,是他仕途挫折时内心困苦愁怨的抒发。
春天来临之后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景色,都仿佛在搅乱词人的心绪、牵引出词人的愁怨。人生得意之际,面对明媚春光,意气风发,那是一种情景,词人当年在京城高官厚禄时也曾经领略过。相形之下,人生不得意之际的春色只能牵引出对往日的回忆与留恋,这也就增加了作者眼前的痛苦。情急之下,词人不禁无理地责问“绿杨芳草”何时了结,也就是说恼人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这一问也就问出了他内心愁苦的深度。
下片解释愁苦的缘由。词人将一切的根源都推托到岁月的流逝、容颜的衰老上。每次照镜,他都要为此惊叹。剩下惟一的解脱方式就是频频高举“芳尊”(“尊”即“樽”),借酒消愁。然而,只恐“举杯浇愁愁更愁”。依据词人眼前的心境,读者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于是,语尽意未尽,绵绵愁意溢于言外。词人虽写愁苦之意,但与五代时期的词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词中没有那种绝望哀痛的没落感与沉重感,钱惟演只是平常叙述而来,毕竟词人生活在一个平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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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是作者临死前不久的一首伤春之作。上阕由景入情,下阕直抒愁怀。“情怀渐觉”、“衰晚”,一“渐”字,表达出时间的推移催老世人的历程,接着,作者又惊异地发现镜中“朱颜”已“暗换”,进一步表达“衰晚”之感。“今日”虽仍有病,可愁比病更强烈,因而不顾病情而痛饮狂喝,将全词愁绪推向高潮。
作者一生仕宦显达,晚年被贬外放,自觉政治生命与人生旅途都到了尽头,因作此词,借悼惜春光抒发他无限的迟暮之悲。词中用清丽的语言描绘了春声、春色,首句的“乱”字用得极好,将春景渲染得十分生动热闹,而群莺乱啼已是暮春天气,这里也暗含春光将尽之意。作者又用明丽的景色来反衬自己凄黯的心情,以及对于年光飞逝、生命无多的感伤。末二句以借酒浇愁来表现他无可奈何的心境,又隐约地显示了他对生命的留恋,尤其传神。整首词情调极其凄婉。
上片起首两句,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声形兼备、富于动感地描绘春景,勾勒出一幅城头上莺语阵阵、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淼、春水拍岸的图画,使读者隐然感觉到主人公的伤春愁绪,从而为下文的遣怀抒情作好了铺垫。
上片结末两句转而抒情,言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词人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情致极为凄婉。此二句由景入情,词意陡转,波澜突起。
过片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感叹老之已至,抒写了词人无可奈何的伤感情怀。从中可以窥见,一贬汉东,默默无闻,大势已去,这对于曾经“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的作者来说,打击是多么巨大。结拍两句将借酒浇愁这一司空见惯的题材赋予新意,敏锐而恰切地扣住词人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这一细节,形成强烈反差,由景入情,画龙点睛,传神地抒发出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云:“侍儿小名录云:‘钱思公谪汉东日(指钱惟演晚年谪随州),撰《玉楼春》词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往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酒阑歌之,则泣下。后阁有白发姬,乃邓王歌鬟惊鸿也。遽言:“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即《玉楼春》)引绋为送。今相公亦将亡乎。”果薨于随州。’”可为此词注脚。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死。仁宗随即亲政,并迅速清除刘太后党羽。钱惟演是刘太后的姻亲,自然在劫难逃。九月,他因为擅议宗庙罪而被免除平章事的官职,贬为崇信军节度使,谪居汉东。不久,其子钱暖被罢官,姻亲郭皇后被废。该词就写于这个时期,抒发了作者政治失意的绝望之情。作品借丽景抒哀情,首句以一“乱”字,就将暮春之景渲染得有声有色,同时也以此反衬自己年华将逝的凄黯心情,从而形成强烈对比,凄惋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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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是作者晚年谪迁汉东(指随州,今湖北随州)时所作。公元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崩,仁宗开始亲政,即着力在朝廷廓清刘氏党羽。与刘氏结为姻亲的钱惟演自然在劫难逃。这首词正是作于此时,离钱惟演去世不到一年。
参考资料:
钱惟演(977—1034)北宋大臣,西昆体骨干诗人。字希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忠懿王钱俶第十四子。从俶归宋,历右神武将军、太仆少卿、命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累迁工部尚书,拜枢密使,官终崇信军节度使,博学能文,所著今存《家王故事》、《金坡遗事》。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