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庭院中有许许多多交杂的树木,却偏偏对梅花赞许感叹。
你为什么单单赞赏梅花?是因为它能在寒霜中开花,在寒露中结果实。
而杂树只能在春风中摇曳,在春日下盛开,有的虽然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随寒风零落而没有耐寒的品质。
注释
中庭:庭院中。
咨嗟:叹息声。
君:指上句"偏为梅咨嗟"的诗人。
其:指梅花。
作花:开花。
作实:结实。
尔:指杂树。
霜华:即前句“霜中能作花”的简称。华:通“花”。
霜质:本指梅花的抗寒能力,借喻抵抗艰难恶劣环境的本质。▲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这两句是说,庭中的杂树众多,我却偏偏赞叹梅花。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即指一班无节操的士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是以杂树作衬垫,衬垫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耐不住的提出疑问。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说,请问你为什么单单偏爱梅花呢?这“问”的主语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世人面前。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这两句是说,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诗人很爽快的回答了赞美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又接着说明为什么杂树们不及梅的理由。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这几句是说,而你们呢,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在寒风中零落,终究没有耐寒的品质。
诗人在耐寒这一点上,把梅和杂树作了比较。这样一来,赞梅的理由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后世常用的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也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需,有五言,也有七言,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却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足见褒贬之意,了然于心,所以观点相明,一问即答,快人快语,切中要害,绝非率意而成。
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他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犹豫的褒贬,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也反映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间。就以上所言,又显示出它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
公元439年(元嘉十六年),鲍照因献诗而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但鲍照家世贫贱,在宦途上饱受压抑,所以他在宦途上的这段时间写下了许多诗篇。《梅花落》即是此类诗作的代表作品。
《梅花落·中庭杂树多》是一首乐府诗,此诗的内容是赞梅,其结构单纯,一二两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的申述,虽是咏物,然诗人的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中。全诗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慷慨任气,沉劲老练。
鲍照(约415年~466年)南朝宋文学家,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字明远,汉族,祖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南,辖区包括今江苏涟水,久居建康(今南京)。家世贫贱,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鲍参军集》。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