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苏堤里湖、苏堤外湖,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春光所驻。山水如真实画作,湖水澄澈明净,就像是玲珑美玉。添酒兴、促诗意,晴天堪赏、雨天可观,这是让人挥金如士的锦绣之处。苏轼,林逋,留下了杨柳苏堤、梅花之墓。
注释
中吕:词曲宫调名。朝天子:曲牌名,属中吕宫。西湖:此指杭州西湖。
里湖、外湖:杭州西湖以苏堤为界分里湖、外湖。
销金锅:喻挥金如土,用钱如沙,像销金的锅子一样。
锦绣窟:言西湖是衣锦披绣的窟穴。
老苏:即宋代文学家苏轼。
老逋:指北宋诗人林逋。隐居西湖,孤山,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
杨柳堤:指“苏堤”。梅花墓:指林逋墓。▲
这首小令从多方位、多角度描写杭州西湖的水光山色,绘出西湖碧波荡漾、荷花飘香、晴阴皆美的自然风光,展示出一派欢歌笑语、天顺民昌的盛世之景。全曲赞美西湖生气盎然、甜美和熙、胜似“天堂”,展示出一派欢歌笑语、天顺民昌的盛世之景,溢美之词漾溢其间。
开头“里湖,外湖,无处是无春处”,总览西湖之春,写出了武林胜境韶光好趁、春色满眼的诱人景象。西湖以以苏堤为界分里湖和外湖。“无处是无春处”句,并不避讳两个“无”字,自然巧妙,虽不去写具体景观,却展示了一个春到西湖,生机盎然的总印象。
“真山真水真画图,一片玲珑玉”两句进一步渲染春满西湖的景象,先以画图作比,又以美玉相喻,景象就更为具体了。仍然是总览全景,不求细致描画。“真山真水真画图”句甚妙,明明是真山真水,而不是图画,偏说是“真图画”。三个“真”字,与上句的两个“无”字,又造成了呼应,使语言呈现出故意重复用字的规律美。“一片玲珑玉”,总括西湖之澄澈明净,犹如玲珑剔透的美玉,而且是一片,不是一块。这种写法局部上有所模糊,总体感却是十分突出的。
“宜酒宜诗,宜晴宜雨”两句,是写西湖的迷人风景无时无处不撩人心动。诗酒唱和于西湖之上,面对绮丽景致,更发人豪兴,牵惹诗魂。“销金锅”,喻西湖是个挥金如土用钱如沙的胜地;“锦绣窟”,喻西湖如衣锦披绣的窟穴。二句极写繁盛,含无限感慨,有赞叹,也有思索。
结尾“老苏,老逋,杨柳堤梅花墓”,以林逋和苏轼二人的高节,映衬西湖的格调清雅,并以苏堤和孤山作为西湖有代表性的景观,以收束全曲。如果说全曲前半部分写西湖是一片玉,后半部分就是具体写西湖的两个珠:苏堤和孤山。有全景也有局部,写轮廓也写细部,整个西湖春色就尽收眼底了。
从写法上看,此曲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笔简淡而又粗豪,多以全景和远景出之,不弄小巧,使画面具有淋漓酣畅之美,即使写具体景观,也以写意笔法为之,点到即止,全是远眺式的。在风格上,此曲一反《朝天子》曲牌“感叹伤悲”的传统,变为粗豪酣畅,颇有创造性。▲
徐再思(1320年前后在世),元代散曲作家。字德可,曾任嘉兴路吏。因喜食甘饴,故号甜斋。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与贯云石为同时代人,今存所作散曲小令约100首。作品与当时自号酸斋的贯云石齐名,称为“酸甜乐府”。后人任讷又将二人散曲合为一编,世称《酸甜乐府》,收有他的小令103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