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滚滚黄河水环绕着长安,河上秋风阵阵,几行大雁从空中飞过。
戍边的士兵越过护城河时尘沙阵阵,将军整装待发抗击敌军。
黄河渡口尘土飞杨,运输粮草的车队、船队一派繁忙;明月当空,战场格外空寂、悲凉。
听说北方多有英勇善战而又富于谋略的将军,只是如今再也没有郭子仪那样的人物。
注释
汉宫墙:实际指明朝当时在大同府西北所修的长城,它是明王朝与革达靼部族的界限。一作“汉边墙”。
客子:指离家戍边的士兵。过壕:指越过护城河。野马:本意是游气或游尘,此处指人马荡起的烟尘。
弢(tāo)箭:将箭装入袋中,就是整装待发之意。弢,装箭的袋子。天狼:指天狼星,古人以为此星出现预示有外敌入侵,“射天狼”即抗击入侵之敌。
飞挽:快速运送粮草的船只,是“飞刍挽粟”的省说,指迅速运送粮草。
朔方:唐代方镇名,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此处泛指西北一带。
郭汾阳:即郭子仪,唐代名将,曾任朔方节度使,以功封汾阳郡王。
参考资料:
明代弘治年间,鞑靼屡扰,西北边境多有战事。李梦阳出使前线,有感而发,遂成此诗。首联以黄河、长城、秋风、飞雁等,构成北方边陲特有景象,气象开阔而略带萧瑟之感。颔联写前方将士踌躇满志的勇武形象,与首联相映衬,烘托战事将起的紧张气氛。颈联分别选取战前紧张忙碌场面与冷月当空的凄清之境,对比强烈,引人遐思。尾联由此生发,借助郭子仪之典,表达诗人深深的隐忧与热切期待,情感复杂而耐人寻味。
全诗紧扣诗题“秋望”二字落笔。诗中之景,无非“望”中所见,无不透出凄清肃杀的秋的气息。从首联两句都写到黄河来判断,诗人登临挑望的地点,很可能是在黄甫川堡。这里,边墙在侧,地近黄河,故水绕边墙之景首先映入诗人的视野。次句写秋雁南飞,既点明了节令,也使诗的境界愈见空阔、苍凉。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写备战中的士卒与将军。“追野马”与“射天狼”对举,不必作如实的理解,这两句只是说,战士过壕越沟,纵马驰骋,其快若风,如追野马。将军则全副戎装,弯弓塔箭,满引待发。这一联写出了训练场上将士们的活动,表现了他们情绪饱满、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还揭示出他们行为的思想基础——“射天狼”以保国安民的崇高理想。
颈联上句“黄尘古渡迷飞挽”所写写,是诗人视线从训练场移开后在黄河渡口见到的景象。这里,尘土飞杨,运输粮草的车队、船队一派繁忙。
颈联下句“白月横空冷战场”所写,时、地都已转换。其时月亮升起来了。诗人的目光从熙来攘往的黄河渡口移到了洒满月光的阅无人声的清冷的古战场上。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沉寂,练兵场上的紧张与黄河渡口的繁忙预示着战争即将来临,诗人的心不觉收紧了。一个“冷”字虽是专用以描写古战场的清冷与寒冷,但也隐隐透出诗人心上的那份寒意。
尾联抒情,从前三联见到的望中景象中自然转出。诗人深知,战斗的交败,主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想起经常听人说起的北方多有英勇善战而又富于谋略的将军,在唐代平定安史之乱、大破吐蕃的朔方节度使、封为汾阳郡王的郭子仪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诗人感慨当时统兵的将军中再也没有郭子仪那样的人物,不禁为战争的前途充满了优虑和担心。
明代边患严重,瓦刺、鞑靼先后构成明王朝西北和北方的主要威胁,榆林等明朝重要的军镇要地,经常受到袭扰。就在诗人这次犒军期间,所到之处也无不显出大战即将降临的景象,他在《榆林城》诗中说:“旌干袅袅动城隅,十万连营只为胡。”又说:“昨夜照天传炮火,过河新驻五单于。”李梦阳不希望见到劳师动众、师老兵疲、战火连绵的情况常此下去,对于朝廷用人不当、指挥失宜又多所不满,故而在《秋望》等诗中一再呼唤郭子仪式的人物再世。
参考资料:
诗人在公元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为户部主事时,曾奉命稿榆林军,七律《榆林城》与此诗即作于此次出塞搞军时。明代弘治年间,鞑靼屡扰,西北边境多有战事。李梦阳出使前线,有感而发,遂成此诗。
参考资料: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号空同,汉族,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人,迁居开封,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自书诗》师法颜真卿,结体方整严谨,不拘泥规矩法度,学卷气浓厚。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