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傍晚从终南山上走下来,山月一直跟随着我归来。
回头望下山的山间小路,山林苍苍茫茫一片青翠。
偶遇遇斛斯山人,携手同去其家,孩童急忙出来打开柴门。
走进竹林中的幽深小径,树枝上下垂的藤蔓拂着行人衣裳。
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
放声高歌风入松的曲调,一曲唱罢已是星光稀微。
我喝醉酒主人非常高兴,欢欣愉悦忘了世俗奸诈心机。
注释
终南山:即秦岭,在今西安市南,唐时士子多隐居于此山。
过:拜访。
斛(hú)斯山人:复姓斛斯的一位隐士。
碧山:指终南山。下:下山。
却顾:回头望。所来径:下山的小路。
苍苍:一说是指灰白色,但这里不宜作此解,而应解释苍为苍翠、苍茫,苍苍叠用是强调群山在暮色中的那种苍茫貌。
翠微:青翠的山坡,此处指终南山。
相携:下山时路遇斛斯山人,携手同去其家。及:到。
田家:田野山村人家,此指斛斯山人家。
荆扉:荆条编扎的柴门。
青萝:攀缠在树枝上下垂的藤蔓。
行衣:行人的衣服。
挥:举杯。
松风:古乐府琴曲名,即《风入松曲》,此处也有歌声随风而入松林的意思。
河星稀:银河中的星光稀微,意谓夜已深了。
河星:一作“星河”。
陶然:欢乐的样子。忘机:忘记世俗的机心,不谋虚名蝇利。机:世俗的心机。
参考资料:
中国的田园诗以晋末陶潜为开山祖,他的诗,对后代影响很大。李白这首田园诗,似也有陶诗那种描写琐事人情,平淡爽直的风格。
此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前四句写诗人下山归途所见,中间四句写诗人到斛斯山人家所见,末六句写两人饮酒交欢及诗人的感慨,流露了诗人相携欢言,置酒共挥,长歌风松,赏心乐事,自然陶醉忘机的感情。全诗都用赋体写成,情景交融,色彩鲜明,神情飞扬,语言淳厚质朴,风格真率自然。
从诗的内容看,诗人是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去造访一位姓斛斯的隐士。首句“暮从碧山下”,“暮”字挑起了第二句的“山月”和第四句的“苍苍”,“下”字挑起了第二句的“随人归”和第三句的“却顾”,“碧”字又逗出第四句的“翠微”。平平常常五个字,却无一字虚设。“山月随人归”,把月写得如此脉脉有情。月尚如此,人则可知。
第三句“却顾所来径”,写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余情。这里虽未正面写山林暮景,却是情中有景。正是旖旎山色,使诗人迷恋不已。
第四句又是正面描写。“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林幽深处。“苍苍”两字起加倍渲染的作用。“横”有笼罩意。此句描绘出暮色苍苍中的山林美景。这四句,用笔简炼而神色俱佳。
诗人漫步山径,大概遇到了斛斯山人,于是“相携及田家”,“相携”,显出情谊的密切。“童稚开荆扉”,连孩子们也开柴门来迎客了。进门后,“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写出了田家庭园的恬静,流露出诗人的称羡之情。“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得所憩”不仅是赞美山人的庭园居室,也为遇知己而高兴。因而欢言笑谈,美酒共挥。一个“挥”字写出了李白畅怀豪饮的神情。酒醉情浓,放声长歌,直唱到天河群星疏落,籁寂更深。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句中青松与青天,仍处处绾带上文的一片苍翠。至于河星既稀,月色自淡,这就不在话下了。最后,从美酒共挥,转到“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写出酒后的风味,陶陶然把人世的机巧之心,一扫而空,显得淡泊而恬远。
这首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是受陶潜诗的影响,然而两者诗风又有不同之处。陶潜的写景,虽未曾无情,却显得平淡恬静,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之类,既不染色,而口气又那么温缓舒徐。而李白就着意渲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不仅色彩鲜明,而且神情飞扬,口气中也带有清俊之味。
在李白的一些饮酒诗中,豪情狂气喷薄涌泄,溢于纸上,而此诗似已大为掩抑收敛了。“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可是一比起陶诗,意味还是有差别的。陶潜的“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过门辄相呼,有酒斟酌之”、“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之类,称心而出,信口而道,淡淡然无可无不可的那种意味,就使人觉得李白挥酒长歌仍有一股英气,与陶潜异趣。因而,从李白此诗既可以看到陶诗的影响,又可以看到两位诗人风格的不同。
参考资料:
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李白作此诗时,正在长安供奉翰林。李白一生中曾两入长安,第一次是在公元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李白三十岁时;第二次是在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时。此诗写于李白初入长安隐居终南山时期。
另一种说法是:李白此诗作于公元752年(唐玄宗天宝十一载)春,时李白五十二岁,正隐居终南山。
参考资料: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为醉时写就,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