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清早就已打开层层的屋门,坐立不安地盼着友人,竖耳倾听有没有车子到来的声音;
以为听到了友人身上玉佩的清脆响声,正要出门去迎接,哪知原来自己弄错了;
晚钟响在皇家的园林里,细雨从春城的上空轻轻拂过;
已经明白他顾不上过来,是自己太过急切想要见到他。
注释
要欲:好像。
了自:已经明了。
空复情: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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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写出了诗人很渴望和友人见面的心情。重重门户从清早就打开,这样还不够,还要坐着,想听听载着友人到来的马车发出的声音,这一个细节,写活了抽象的友情。当然,光听见车声还不行,还要等到友人身上的玉佩因步行而发出的清脆的撞击声时,才是出户迎接的绝好时机。首联写动作,颔联写心情,其实都是写渴望,和渴望中些微的焦急,在这一切的核心,是爱。颈联一转,从写心情转移到写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跳跃。通常在候人不至之时,为了避免焦虑,等候者会自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即便是最枯燥的风景,也看得津津有味。颈联表达恰好表达出了等待者久候人不至的心情。时间已经不早,晚钟已经响起,诗人已经等待了一天,但是友人未至,而且又下起小雨。可以想象自然的光线已逐渐暗下去,雨在若有若无地降落,在这种阴郁,潮湿,幽暗而又寂静的环境和氛围中,愁绪在以喷泉的速度生长。尾联十字,一声长叹,写已明知友人不来,而期待之情仍萦绕于怀,经久不去。
王维此诗颈联侧重于听觉,陈与义的《春雨》里也有相似的句子:“孤莺啼永昼,细雨湿高城”,其实细较之下,也可以觉出很大的不同。王维的两句,晚钟鸣响,用耳朵听,自不必说,雨过春城,当然也是用听,两句都是表现一个感官所攫到的效果。反观陈与义的诗,莺啼是听觉,而雨湿高城,却与王维的雨过高城不同。过,只写雨的一种状态,运动的状态,但是湿,却写出了雨过所产生的效果。这大概也是在《泊船瓜洲》中王安石把春风“又到”,“又过”,最终改为“又绿”的原因。但是王维的这两句不能从原诗中孤立出来,此联的“晚钟”是和首联的“朝已启”相照应的,而“过”字,表达的也许是因春雨已过对友人还不来的一种埋怨之情。
这首诗的深层意思其实在前四句,即肯定储光羲的值得人敬爱的为人,所以才写作者期待之殷切。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jié),号摩诘居士。汉族,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有“诗佛”之称。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精通佛学,受禅宗影响很大。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